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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山

敦伦尽份 闲邪存诚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做点无用的事  

2013-03-05 06:59:03|  分类: 社会人生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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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点无用的事
朱坤 肖锋

  做点无用的事吧,“急之国”的人们。
  做点跟升官、发财、成名没关系的事,做点跟自己的情感和精神有关的事。
  谁都要吃饭,却不需要时时为稻粱谋。成功带来满足感,灵魂难免还空虚。按照社会标准度过的一个个“有用的一天”,达不到幸福的标准。
  有热爱无用之事的人,有名为“无用”的服装品牌,有在冷门学科甘之如饴的人,有成功人士的退后反思。
  无用,是让脚步暂停等灵魂跟上;无用,是不功利更本真地享受生活;无用,是与社会和自己和解,以乐趣战胜焦虑,以平和心态迎来人生新境界。
  “实用主义实际上是最不实用的。”(邓晓芒语)试试看,你的“大用”正蕴藏在你的“无用”之事里。
  无用于事,有用于心。

做点无用的事 - 深 山 - 深 山
 

  有用的无用,无用的有用(朱坤)
  人体上火了,喝剂凉茶能去火。社会上火了,也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:做点无用的事,关心点无关的人。前者清心,解焦虑症,自己与自己和解;后者解毒,消化社会戾气,与社会达成和解。
  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有用的事,事实却证明一辈子都毫无价值;有的人一辈子都想做点无用的事,留下的东西后人却受用无穷。
  前者例子太多,不可尽数。后者的典型是“京城第一名家”王世襄,生于名门世家,却沉迷于各种雕虫小技,如放鸽、养蛐、驾鹰、走狗、掼交、烹饪,而且玩出了文化,玩出了趣味。荷兰王子专程向他颁发2003年“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”的理由是:如果没有他,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被埋没很长一段时间。
  中医里对人体“上火”症状描述为:人体阴阳失衡,内火旺盛。常见症状为:胃疼口臭、咯血咳嗽、烦躁不安、心烦意乱、心悸失眠等。中医又说:有火则生、无火则死,火乃必需,超过正常就属邪火。人人力争上游自然是好,否则也不会有这30余年经济奇迹。但有用之学主宰一切,成功学成时代主旋律,又使当今社会如一个典型“上火”型社会:心中欲望太强、步子太大、动作难免变形,所谓“步子太大扯着蛋”是也。所以李天一也好、郭美美也好,层出不穷毫不为怪。
  人体上火了,喝剂凉茶能去火。社会上火了,亦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:做点无用的事,关心点与己无关的事。前者清心,缓焦虑症,自己与自己和解;后者解毒,消化社会戾气,与社会达成和解。
  有用的无用
  什么叫做点无用的事?用白岩松的原话讲,现在中国人太专注于做有用的事,只要做的事跟升官、发财、成名没有关系就便没用了,便慢慢被荒废了。33年改革,已经将中国人弄得只会干有用的事,不太会干无用的事。人只有经常做无用的事,才可以诞生离人心更近的艺术,留不留给后世不重要,起码是告慰自己的生命。约翰·列侬说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那就不算是浪费时间(“Time you enjoy wasting, was not wasted。”)。但中国的家长们的口头禅是,可这有什么用?
  说中国父母是世界上最功利的父母绝不为过,被西方人认为不可理喻的“虎妈”在中国遍地都是。网上的“80后孩奴妈妈晒百万元账单”的帖子看来触目惊心,但早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。早教经济、学区房、奥数班甚至已成为庞大“教育经济”的一部分,身处其中的中国父母,外人眼中是“虎妈”,自己心中是“孩奴”,里外都不是人。
  中国的家长们未必分得清有用无用的哲学之辩,但一定会用最原始的语言告诉你什么是有用。能加分的有用,能助升上重点中学、大学的有用,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,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,能权财兼收、有房有车的有用。简而言之三个字:钱、权、名。再简单一点,就“成功”二字。至于其他,统统划为“无用”之列。
  上世纪80年代,一个美国人参观了北京、上海、西安几所中小学,回国后写报告说:“中国学生喜欢早起,7点前中国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,他们喜欢边走边吃早点。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‘家庭作业’,据一位教师解释,他是学校作业在家庭中的延续。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,学期结束时,这些学生会得到一张证书,其他人则没有。”他的结论是: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,学习成绩也比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要好。因此再过20年时间,中国在科技文化上,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。然而20多年过去了,中国孩子们依然喜欢早起,依然7点多走在大街上吃早点,家庭作业依然永远处于“未完成”状态。但一个苹果抵得上十个中石油中石化,一部《盗梦空间》抵得上十部国产大片,无论科技,还是文化,中国依然被美国远远甩在后面。
  18世纪的法国人卢梭说:“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。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,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,既不丰满也不甜美,而且很快就会腐烂;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。”小大人与老顽童,前者如“五道杠少年”,后者如郭美美众干爹等,正是时代特产。
  这种社会整体上的焦虑感似乎为东方儒家社会所特有。2001年9月,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过去48年的大学联考制度时说:“联考造成了不正常的升学压力,从而造成畸形的教学,畸形的教学造成文化的失根。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的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,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。”的确,教育失常导致文化失根,文化失根导致社会失衡。现在,台湾大学已经采取多元入学方案,放弃了单一联考制。
  无用的有用
  另一个爱把“这有什么用?”当做口头禅的,是中国的市长们。
  上世纪50年代,北京市以城墙妨碍交通、限制城市发展为由,决意推倒古城墙。时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,在大小场合公开表示坚决反对,他甚至向其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当面直言:“50年后,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,我是对的。” 其实历史的清算何须50年,不到20年,国人已认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为历史之罪人。
  但在房产开发、GDP数字这些“有用之事”面前,历史街区、文化保育实在乃太“无用之事”,它不能带来任何GDP数字增长、官职升迁或所谓的“城市虚荣心”。所以,文化界一边在为北京古城墙不保而叹息,那边七朝古都如开封为修通公路,打算开挖古城墙。“十朝古都”南京市也打算借“城市危改”工程,将金陵古城夷为平地。
  是的,古城墙有什么用?博物馆有什么用?市民广场又有什么用?段子里潘石屹在中关村某大厦上看见好大一片空地,急嘱助手拿下。有人提醒说:那是北大。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学者乔万尼·波特若如此定义城市:“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,他们团结起来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。”但在中国市长们的规划之下,城市只是摩天大厦与地标工程的集合,人们只配在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中度过余生。
  没有了步行绿道、街心公园与市民广场的城市,不值得留恋。没有了大学、博物馆和音乐厅的城市,是否还会存在,都是个问题。国内许多城市都酝酿把大学迁移到郊区,腾出市中心的黄金靓地大搞房地产。如果没有北大清华的学术滋养,中关村是否还是中关村?没有艺术家的创造力,798只是个旅游区。
  在这些信奉“有用之学”之士的规划下,中国的城市正呈现“千城一面”的城市形态与格局,比麦当劳汉堡、肯德基鸡翅还要标准化,中国城市的文化个性、市民的“集体记忆”正在整体性丧失。
  也有例外的,如扬州。这10年来,别的城市都在大拆大建,扬州却独自走了一条不与别人比GDP,不与别人比高楼大厦的现代化路子。1958年,丰子恺曾失望地说扬州“全无一点古风”,是“一个普通的现代化城市”,“只是小上海、小杭州,并无特殊之处”。但新世纪10年过去,扬州人却将古城整体保存下来。今天的扬州主政者甚至自豪地说,古城及其文化是扬州发展的“核心竞争力”。
  无用之用,方为大用
  牛顿曾经说:“自然界不做无用之事。只要少做一点就成了,做多了却无用,因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,而不爱用多余原因来夸耀自己。”人却恰恰相反,常做自认为有用之事,事实却证明常常无用。
  白岩松常引用的例子:8位名牌大学毕业生,其中2名博士、5名硕士,还有21名本科生,去一家大型企业求职但无人成功。因为企业老总觉得:这些学生面试时都很自我,发短信或打电话到企业时,大多没有称谓或问候;考完了,没有一个毕业生主动打招呼说“再见”、“谢谢”……
  或许他们每个人都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,都是合格的高材生,但没有基本礼仪与社会准则,某种意义上,都不是合格的人。
  零点公司曾经做过的一个“世界公民文化与消费潮流”调查显示,讲究礼貌、责任感、宽容地尊重别人是各国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价值。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中国公众最重视的价值依次是:独立、学识和讲究礼貌;而对责任感、宽容地尊重别人、与他人沟通、服从,想象力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。例如,重视责任感的中国公民只有30%强,处于世界各国的最低点。同样,只有不到30%的中国人重视容忍和尊重别人,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l0个百分点。
  某个饭局上,问在座的几位男士,多长时间没回家吃晚饭了?在座诸君皆有愧色。有人说,一年在家吃饭不超过10次,其他都奔波于酒局饭局之中。王朔说,中国人的家就是晚饭。家不成为家,国之焉在?国之溃败,也是从家不成家开始的。还有陈丹青先生说得好:其实不必那么忙的。
  中国古人是“通识教育”,未认字前,先背诵三字经,无非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条。这就是维系中华民族血脉不断的社会底线与价值观原点,守住了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也就守住了个人良知与社会正义。只可惜现代中国人,即便上知天文,下晓地理,考得了托福,入得了官府,说起这五个字,也是哑口无语。
  单论有用,再没有比高铁更有用的了。但看看别人怎么说,高铁事故之后,美国专栏作家Megan McCardle说:“从技术层面上看,美国高铁比中国高铁相形见绌,坐着摇晃,速度缓慢,外观也不华丽。但换一个角度,我们用缓慢的铁路换来了很多无价之宝,包括我们对政府权力的约束……以及我们已拥有的众多基础设施……有时候拥有集体回忆比拥有一个非常酷的铁路要宝贵得多。”
  若论无用,还有什么比诗歌、哲学更无用的?英国人说,英国人宁可失去整个印度,也不肯失去莎士比亚。乔布斯说,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,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。所以庄子才说,无用之用,方为大用。

  以无用之事治时代焦虑症(肖锋)
 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。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,无一例外。卢梭早就说过:人生而自由,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
  上世纪70年代安东尼奥尼所拍纪录片《中国》,意外为中国保留了那个年代国人淡定的一面。倘若这位意大利导演今天再来,会发现中国淡定不再,代之以急急火火的追名逐利。
  在《论美国的民主》(1835) 一书中,托克维尔用了一章的篇幅述说“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?”,“永不知足”同“过高期望”以及“妒嫉”:美国自杀率不高,焦虑症却猛增。可见美国梦也有它病态的一面。
  今天,美国梦消停了,中国梦甚嚣尘上。轮到中国人焦虑了。
  身份焦虑症中的中国人
  陈丹青在上次《新周刊》的“生活方式论坛”上感叹人们的生活总是被“规定”着。所幸,他干了两件无用的事:写文章与画画。所谓艺术家就是能干自己认为爽的事的人。
  在“轰轰烈烈”的文化大革命中,人们被闹革命、批判、下乡、回城规定了;在计划体制下,人被粮票、布票、油票等规定了;现在,在商品经济时代,人们又陷入商业集权的规定,被电脑、马桶、空调和手机规定了。陈在现场发问:我们今天谁可以不靠手机过日子,请站起来!
  要不就活在被权力规定的生活下,要不就活在被商业规定的生活中。
  中国古人被三纲五常规定着,淡定安逸。改革开放前有单位规定着,生老病死有人管。现在没人规定了,那就接受市场经济的苦逼历练吧!
 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。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,无一例外。卢梭早就说过:人生而自由,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相对三纲五常和单位领导,本人宁愿选择被商品经济规定。理由简单,因为有相对的选择的自由(Freedom of choice)。
  焦虑是自由的伴随物。当你能相对“自由”地追名逐利时,焦虑即空前增加。《身份的焦虑》(Status Anxiety)的作者阿兰·德波顿提示中国人: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。然而,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,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:那就是身份的焦虑。
  “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。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、步步高升,还是举步维艰、江河日下,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。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呢?原因甚为简单,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:当我们平步青云时,他人都笑颜逢迎;而一旦被扫地出门,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。其结果是,我们每个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……”
  是的,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。传媒、饭桌、颁奖会,无孔不入地叫嚣:要成功!要成功!我们能接受一个远在天边人的成功,却不能接受一个身边人的晋升或中彩。
  亚当·斯密在他的《道德情操论》中感叹: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、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?被他人注意、被他人关怀,得到他人的同情、赞美和支持。”对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他仍到繁华的大街上却无人关注。
  假如“自我”是一个气球,里面装着别人对你的评价,那你就被别人尊重或鄙视规定了。对身份地位的渴望,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,都具有积极的作用:激发潜能、力争上游、阻止离经叛道的行径。于是你不可避免患上身份的焦虑症。而做一些“离经叛道的行径”或许正是救赎之道——做些无用之事以治愈时代焦虑症。
  你有过一个幸福的童年了吗?
  关于该不该让孩子做“没用”的事,力挺派认为“没用”的东西最有价值。伟大的艺术都是在“没有用”的情况下诞生的。但多数中国人成长的路径,都是被逼去做那些社会认可的“有用的事”、“正确的事”,我想,这正是这个时代不快乐的根源。
  逼孩子去学奥数、学英语是“有用的事”;让孩子学会交往、学会合作、学会管理好情绪是“无用的事”,而往往这些看似无用的事却又与孩子的幸福息息相关。我们孩子们的生活被格式化为单一的应试教育菜单,你不选择,就被抛到这架庞大的成功机器之外。
  国外教育界日益提倡一个人“同理心”的重要:一种能深刻感知和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,所谓感同身受。“同理心”是同情心的前提,被《全新思维》的作者概括为右脑六大能力之一。我以为,微博就是个锻炼人同理心的地方,是对现行教育缺失的一种意外补偿。90后为何频频被曝发飚?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温室,基本没有机会领教这个真实世界是怎么看他们的。
  我可以自豪地说,我领孩子去捉过蛐蛐、钓过鱼,让他们夜晚走过玉米地。但多数时候,为了“培养成人”,经常逼其就社会的范。不打不成材。打儿子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在长大可能没出息但有个快乐童年,与长大变成功人士但童年痛苦之间,我倾向于前者,但总有反复。我清楚,这是社会拧巴父母,父母再拧巴孩子。
  杨振宁曾寄语年轻的清华校友们:“发现偏好、培养偏好、发展偏好”。他说得没错,人有18种天赋,发现一种你就跳出来了。让艺术系的过英语关,让物理系的过政治关,那是“毁人不倦”。我读了十七年的书,最后发现,90%所学是无用的。你说说,啥是有用的事,啥是无用的事?
  鼓励去做无用之事,你可能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,尤其对那些贫家子弟。“我用了18年夜以继日地苦读,才有资格跟你坐在一起喝咖啡。”在中国,读书是穷苦阶层改变身份的唯一途径,他们无“爹”可拼,哪有功夫做“无用的事”?
  时代正做一个国家崛起、经济腾飞的大局,把所有人裹挟其中——你被胁迫着去追求成功。可我告诉你,当所有人都在苦逼的成功大道上狂奔时,其结果可能是崩溃。假如有可能,停下来做些看似无用之事,笑看风云吧。
(深山评语:什么是“有用”的事?社会认同为与升官、发财、成名相关的事。其余便为无用。此文道出了“上火”型的这些典型社会现象。其实,真正的正能量却蕴含于“无用”之事里。如果明白了此理,你便是活明白了大半,你的人生便“不惑”了,便知晓了人生的目标即“有趣”的生活。)
文章来源:《新周刊》2012年第1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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